地域文化研究篇1
关键词:国际汉语教学;通用课程大纲;地域文化知识;文化能力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6341(2016)02-0098-02
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组织编制的《国际汉语教学通用课程大纲》(以下简称《大纲》)(2014)［1］指出:“语言综合运用能力由语言技能、语言知识、策略、文化能力四方面内容组成……文化能力则是培养学习者具备国际视野和多元文化能力，更得体地运用语言的必备元素。”可以看出，通过恰当途径培养来华留学生的文化能力，是开展国际汉语教学、提升留学生汉语综合能力的必要内容。同时《大纲》也将国际汉语教学中的文化能力培养目标，分为文化知识、文化理解、跨文化能力、国际视野四个方面。其中，文化知识的学习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在尽可能全面了解掌握中国文化知识的基础上，来华留学生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形成对中国文化正确的认知，从而在文化比较中，形成进一步的跨文化能力和国际视野。笔者将着重探讨在文化知识学习中如何用地域文化知识培养留学生文化能力。
1当前留学生文化知识教学存在的问题
从国际汉语教学的理论与实践出发，可以看到，教学中在用文化知识培养留学生文化能力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下面这些问题。
1．1忽略地域文化知识
虽然在国际汉语教学研究中，研究者也常常论及中国文化知识的教学，但是针对各地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却鲜有研究。而如何在国际汉语教学中有针对性地开展地域文化知识的教学，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话题，因为运用具有鲜明文化特色的地域文化知识，可以充分发挥来华留学生在中国的学习、生活的优势，促进留学生更为深入地了解当地文化传统，从而更为深刻地了解当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达到培养留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并进一步促进留学生汉语综合运用能力提高。
1．2没有兼顾大纲要求与留学生兴趣
目前针对留学生的中国文化知识的教学，没有很好地兼顾《大纲》的要求和留学生的实际文化兴趣。虽然在《大纲》的各个级别的文化知识培养目标中，都列出了很多富于针对性的文化知识点，但是落实到留学生文化知识的学习中，常常存在教师的教学重点和留学生的文化兴趣点不一致的现象。例如，魏崇新通过调查发现，历史文化遗产与传统京味文化是吸引留学生到北京学习的主要原因，与自然风景相比，留学生更喜欢、熟悉名胜古迹、胡同、四合院等传统历史遗产，认可度最低的是京剧［2］。从这个调查结果我们可以看出，留学生更愿意去接触显性的文化遗存，如古代建筑、名胜古迹等，同时也更愿意体验生活化的文化遗产，感受一个地方的生活方式。而在实际文化知识教学中，我们常常会把重点放在戏曲、朝代等留学生并不十分感兴趣的知识点上，因此也无法很好地实现《大纲》中规定的培养目标。《大纲》的一级文化知识目标提出，要让留学生“初步体验中国文化中的物质文化部分，如食品、服装等”。如果我们忽略留学生的汉语能力，忽略留学生对中国社会生活知之甚少的实情，采取满堂灌的形式，就无法达到让留学生真切体验中国物质文化的目的。在二级、三级文化知识目标中，《大纲》分别提到，要使留学生“初步体验中国文化、艺术、节日庆祝等”“基本了解汉语中最常用的成语故事和典故的文化内涵”。经过在中国一个学期以上的学习，留学生已经掌握了最基本的汉语交际能力，也实地体验了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并产生了一些关于中国文化的新困惑。所以，针对这样的情况，如果不结合地域生活，只是泛泛介绍中国文化中的节日元素，就会造成教学内容与留学生实地的体验不相符的情况。同时，如果在介绍典故的文化内涵时，对最富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文化典故采取漠视的态度，也不能很好地体现出留学生在中国本土学习的优势，留学生也不能真正了解这座曾经学习、生活过的城市，与中国文化的隔膜也无法很快消除。
1．3文化知识教学缺乏当代性
在文化知识教学中，还存在着厚古薄今的倾向。针对留学生的中国文化知识教材，往往把更多的篇幅放在中国漫长历史的梳理上，对当代中国人的真实生活，缺乏全面而生动的介绍，具体到当地人的日常生活、地域文化知识点，就更少涉及了。这就会导致留学生对当代中国缺乏了解，这也阻碍了培养留学生知华、友华的情结。
2用地域文化知识培养文化能力的途径
针对来华留学生文化知识学习中存在的这些问题，笔者认为，总体来看，需要从这样几个方面入手去加以解决。
2．1深入挖掘杭州地域文化知识
要提高对使用地域文化知识培养留学生文化能力的重要性的认识，深入挖掘适合国际汉语教学的地域文化知识。根据浙江省教育厅统计，2015上半年全省高校外国留学生共计17039人，其中长期生14745人;2015年全省高校留学生共计25964人，其中长期生21398人，可以看到仍然保持了增长的势头。这其中相当一部分留学生在杭州学习、生活。而杭州是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拥有西湖、大运河两大世界文化遗产，具有悠久的历史。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加起来，让我们看到，需要深入挖掘适合来华留学生国际汉语教学的地域文化知识，增进在杭留学生对杭州地域文化知识的了解。
2．2根据大纲和留学生兴趣设计教学内容和方法
我们需要深入研究《大纲》的要求和留学生的实际文化兴趣，统筹解决地域文化知识教学问题。上文提及的食品文化、服装文化、文化典故等方面内容，均需要根据地域文化特色作出合情合理的教学设计。对于杭州的食物，可以借由教师的讲解，使留学生了解到学校及寝室周边各种风味的餐饮服务，同时带领留学生到超市、菜场实地参观，使留学生对当下杭州最真实的饮食习惯有初步的了解，也为汉语零起点的留学生在杭州学习生活的展开打下基础。另一方面，对有典型意义的杭州美食，如东坡肉、西湖醋鱼、宋嫂鱼羹等，则可在图片、视频展示的基础上，有选择性地使用外语进行介绍。文化考察途中，也可以安排留学生品尝地道的杭州传统美食。服装同样是生活的必需品。除了带领留学生参观现代购物中心，体验当下中国人的服饰文化以外，传统服饰方面，如何结合杭州最富有特色的、留传至今的丝绸文化，使留学生理解丝绸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在历史上对杭州地区、对江南地区的发展，以及对江南形象的形成所起的作用。在位于杭州的中国丝绸博物馆，我们也可以看到，杭州丝绸文化的发展是与中国历代服饰文化的发展息息相关的。基于本阶段留学生的汉语水平，更需要配合丝绸服饰的实物展示，介绍杭州丝绸文化历史，介绍中国文化脉络。从文化典故来看，最广为人知的大概包括梁山伯与祝英台、白娘子与许仙、坡、虎跑梦泉，等等。在本阶段的汉语学习中，结合图片或现场情境，尽可能地使用留学生已经能够理解的《大纲》一至三级汉字，讲解杭州文化典故。这既是对其文化能力的一种培养，同时也能通过语言知识的使用，达到提高其汉语言能力的目的。虽然，根据前文所引用的魏崇新的调查，我们可以看到，留学生对中国传统戏曲在理解和接受上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是，在杭州地域文化典故讲解中，恰当、适量地引入越剧《梁祝》等的内容，也能加深留学生对这些文化典故的印象，同时也对中国传统戏曲有了更直观的了解。从节日风俗来看，留学生在这方面的接触更为直接。经过半年以上的学习，留学生基本都经历了一到两次中国的传统节日。在这些节日前后，根据汉语水平的差异，围绕端午西溪龙舟会，中秋三潭印月、平湖秋月观赏月景，腊八节腊八粥等杭州节日习俗，开展讲授、讨论活动，有助于留学生深入了解节日的文化内涵，融入当地民众的节日庆祝中来，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情感。
2．3体现杭州地域文化知识的当代性
为了避免留学生中国文化知识教学中当代性缺乏的倾向，我们需要将体现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杭州地域文化知识注入和融合到国际汉语教学中来。杭州文化不仅仅只有历史，而且也有创新，有未来，有世界情怀。当前，中国正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杭州是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3］。《浙江省高等教育国际化年度报告(2014年)》也指出，要摆脱就教育论教育的思维方式，进一步加强高校与大国战略的对接。因此，国际汉语教学中，也要充分发挥杭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的优势，引导留学生关注杭州西湖云栖小镇、余杭梦想小镇、富阳硅谷小镇、临安云制造小镇、下城跨贸小镇等与信息经济有着密切联系的发展样本，引领留学生积极关注互联网应用、信息消费、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等经济发展新态势下的信息经济新话语。用对信息经济新话语的理解和掌握，增加国际汉语教学的实用性、针对性、前瞻性，增强较高汉语水平阶段国际汉语教学的国际视野深度，从而与“一带一路”战略形成良性、深入的互动，用充满时代气息的杭州地域文化知识，培养留学生国际视野、文化能力，推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互利合作，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理解和认同。
3结语
综上所述，在中国本土对来华留学生开展国际汉语教学，具有在其他国家进行国际汉语教学所不具备的一些优势。通过采取深入挖掘杭州地域文化知识、根据大纲和留学生兴趣设计教学内容和方法、体现杭州地域文化知识的当代性等措施，可以将传统、现代交织的杭州地域文化知识较好地融入到国际汉语教学实践中去，使留学生既能够接触到杭州的传统文化知识，让其能更充分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同时也积极引导留学生接触更为丰富、真实的现实社会生活，让他们对当下中国百姓的生活有更为充分的认识，同时也积极帮助他们跟上信息时代的步伐，了解、掌握杭州在信息经济方面的最新发展成果。通过这三个方面的努力，再加上其他方面中国文化知识的学习，就能更好地将留学生的文化能力提高到《大纲》所要求的水平上去，并提高留学生的实际汉语综合运用能力。
参考文献:
［1］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国际汉语教学通用课程大纲［M］．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4．
［2］魏崇新．来华留学生文化适应性研究———以北京高校留学生为例［J］．海外华文教育，2015，(2):169—179．
地域文化研究篇2
地方高校作为为地方培养人才、为地方服务、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区域内知识传播与积累的主要场所，校园文化不可避免地受到特殊地域文化氛围的影响。共青团是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是校园文化建设工作开展的主要组织者与实施者，为校园文化建设提供了思想导向、队伍建设和渠道建设。“地方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必须吸收地域文化营养，与地域文化融汇共进，以开放的姿态融入地域社会，并根植于地域文化中”。诸暨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是越国故地、西施放里，以西施为代表的“西施文化”建设已经被列为诸暨的重点建设项目，但诸暨的文化更为久远、更加深厚，西施、勾践、范蠡只是其中小小的插曲。众多名人志士的人生经历丰富着诸暨的人文精神，代代相传。我们要研究诸暨地域文化，将诸暨地域文化与我校校园文化紧密结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挥地域文化在高校共青团工作中的作用，从而实现地域文化与校园文化的相互融合，为校园文化建设服务。
一地域文化在地方高校共青团工作中的重要意义
1地域文化是丰富地方高校校园文化的资源
文化引领正在成为高等学校的第四大职能，高校共青团工作是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地方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必须以开放的姿态融人社会，吸收地域文化营养。地方高校通过校园文化的聚集和辐射作用，将积极、健康、主流的思想文化引入地方，使地域文化通过高校校园文化的催化作用实现创新和发展。诸暨历史文化久远，我们需要通过一些活动载体将地域文化特色、风土人情等传递给每一位师生，增强广大师生对地域文化的认同感，在接受地域文化的熏陶的同时，潜移默化中影响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和文化情趣。
2地域文化是地方高校学生成长成才的土壤
服务青年学生成长成才是高校共青团工作的重要职能，地域文化在高校人才培养中也具有积极的作用。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不同的地域文化背景下，地方高校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必须因地制宜。地域文化中的人文资源是高校学科建设的重要素材，丰富课堂教学内容的同时，有利于发挥高校共青团的思想引领作用。地域文化资源有利于学生开阔视野，了解地方风土人情、产业特色等，为学生尤其将来在当地就业的毕业生奠定了良好的成才基础。
3地域文化，是地方高校服务地方的着重点
志愿服务逐渐成为高校共青团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共青团中央提出的“两项计划”“三下乡”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等，都是为了培养大学生的志愿服务精神。志愿服务也是推进“美丽诸暨”建设的重要举措之一。诸暨市举办百名优秀志愿者、义工表彰公益晚会等活动旨在激励青年，树立典型，推动公益事业不断发展。诸暨有“一米阳光爱心社…‘滴水公益义工联盟”等义工组织，在当地具有较强的影响力。为进一步发挥我院服务地方、服务社会的职能，我们需要更多地了解地域文化，为服务校园、服务地方贡献自己的力量。
二校地合作，发挥地域文化在地方高校共青团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1深入挖掘地域文化资源，服务地方高校共青团工作
地域文化博大精深，历史悠久，地方高校，尤其是新建地方高校，更需要有效挖掘并充分利用地域文化资源。一是深入挖掘人文资源，发挥高校共青团的思想引领作用。组织学生学习优秀人文资源，研读年鉴、优秀史书、典籍、文化名篇等，让学生感受到地域文化的博大精深和魅力。组织学生搜集地域文化，整理历史文献等，让学生对地域文化有感性的认识。通过组织校园书画展等活动，将地域特色逐步渗入校园文化。二是深入挖掘地域资源。只有深入了解当地的文化故地和风土人情，才能更好地了解地域文化。组织学生参观西施故里、五泄等景区，感受当地的历史文化和自然美景。组织学生深入调查本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了解相关保护情况。通过“三下乡”暑期社会实践等活动，组织学生深入农村、深入企业，了解地方风土人情、村容村貌、新农村建设、行业、产业，在了解当地文化的同时，传递正能量。
2全面弘扬地域文化，发挥地方高校的社会服务职能
为积极响应团中央号召，要充分利用地域文化优势，发挥地方高校服务地方、服务社会的职能。地域文化引领地方高校服务地方发展的层次和方向。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对高校的需求也不同，只有深入了解地域文化，才能满足当地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我院曾组织学生志愿服务，参与助力袜博会、诸暨义工总会“滴水公益”、诸暨西施文化节、珍珠节、购物等活动，得到了当地群众的一致好评，学生发扬志愿服务精神的同时，也对当地的文化有了进一步了解。然而我们还需要发挥学生专业特色，在地方做基础服务的同时，更需要发挥专业的作用，像电子商务等，更切合当地的实际需求；污水治理、环境保护等，更符合建设“美丽诸暨”“美丽浙江”的目标，更契合“五水共治”的要求。
3地域文化与地方高校校园文化融汇共进
地方高校共青团工作要想得到长期发展，首先地域文化与校园文化必须融汇共进。只有校地合作，才能实现高校与地方双方可持续发展，实现互利共赢。“地方高校校园文化建设要充分利用地域文化资源，以开放的姿态接受地方大众文化，同时应有批判性地、有选择性地吸取精华，去其糟粕，形成积极健康、高雅向上的校园文化体系。”同时，地方高校校园文化引领地域文化发展。“地方高校校园文化，以其开放性、批判性和创造性反作用于地域文化，推动着地域文化的重构，并成为地域文化的标志，对地域文化建设具有强大的引领作用。校园内发生的文化事件，尤其是一些文化名人的壮举和轶事往往对地域文化的变革产生革命性的影响。”
大学是人才和文化的高地，我院高度重视校地合作，实施“大学文化进诸暨”方略，在学院迁址诸暨办学、社会各界寄予厚望的新形势下，着眼于大力发展和繁荣校园文化，发挥大学文化的区域辐射和社会服务功能，推进学院品牌建设与市场推广，院团委通过校地合作、资源整合，以项目为依托，着力打造以“五个一”（一辆“文艺直通车”、一个高端论坛、一支高水平篮球队、一批特色文艺精品、一系列公益服务）为主要内容的文化活动和文化产品，不断提升学院在诸暨的社会影响力和美誉度。我院“文艺直通车”已深入诸暨多个乡镇，自开通以来，深受诸暨人民的追捧与喜爱。我院共青团组织将在未来的规划中，进一步加强校地合作，迸一步发挥大学文化的辐射功能，同时利用地域文化的优势，为诸暨人民作出更多的贡献。
参考文献
[1]曹毓民．试论地域文化与地方高校特色办学[J]．国家教育行政院学报，2011(9)．
地域文化研究篇3
[关键词]淮安；地域文化；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双赢
淮安地域文化是几千年的历史打磨而总结出的具有人文气息的地域文化。多层次的文化底蕴，深刻的哲理与道德思想，是历史文明的优秀产物。在高职院校的校园文化建设中融入淮安地域文化，并结合高职院校自身的发展需求，打造优质校园文化，提升地域文化特色，能够全面促进地域文化以及校园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一、淮安校园文化与地域文化协同发展的意义
1、是打造高职人文校园文化的需要淮安是一座具有2000多年历史底蕴的文化都城，曾在明清盛极一时，造就了众多的杰出人物，先生、汉代军事家韩信、《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等等。在淮安随处可见故居、遗址，已成为淮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000年的文化成就了淮安文化，是大运河一带历史发展奠基的文化集成地，形成了具有代表的文化意识，例如：以大运河为中心的水文化启迪环境保护意识，以明皇陵为主体的大明文化启示民族发展意识，以《西游记》为代表的西游文化激发解放意识，以及由扩展来的红色文化，这些优质的文化是勤劳勇敢和智慧的淮安人民辛勤劳动的结晶。在高职院校林立的今天，以丰富的淮安地域文化融入高职院校，利用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感染校园文化建设，打造校园文化气息，以古视今，打造人文校园文化。2、是提升学生文化情操的需要淮安地域文化作为地域性文化底蕴精神力量，将其融入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是继承优秀传统精神，发扬文化传统，使高职院校更加赋予地域文化鲜明特点，对转化学生的思想成果，升华学生的文化情操具有重要意义。以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为例：第一，高职院校开展的专题讲座、文化遗址参观讲解能够使学生更加深刻的接受地域文化熏陶，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与民族使命，全方面地提升学生的思想文化素质。第二，淮安地区的特色淮海剧是淮安地域文化的又一人文代表，通过淮海剧中对历史故事的欣赏，对帮助学生理解淮安文化，学习淮安文化，培养学生学习古人优秀的精神素质具有一定潜移默化的作用。最后，淮安地域文化代表中精神是高职校园文化建设的又一突破点，的不屈不挠精神以及博学睿智对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爱国思想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力。3、是提升特色地域文化的需要高职院校是高等院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迎合区域经济发展需求以及适应专业性较强行业内在需要而开展专业人才培养的主要院校。以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为例，她是专门培养食品和药品相关专业应用型人才的职业院校，其就业行业具有鲜明的职业性、服务性和实践性特征。例如，我院大力培养烹饪人才，建设淮扬菜系国家标准，积极承接一带一路美食节活动，将中国淮扬美食传播到世界各地，不仅极大地丰富了校园文化，而且也以自身的文化活动提升了淮安地域文化特色，“淮扬美食香天下”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同，与地域文化实现了相辅相成、双赢发展。
二、校园文化与地域文化协同发展的基本原则
高职院校作为培养专门型人才的教育机构，其就业行业本身具有职业性、服务性和实践性特征。高职院校又是生存在特定的区域环境理，深受特定地域文化熏陶，因此在追求校园文化与地域文化协同发展的过程中应尽力遵从以下原则。
（一）适应地域特点的职业性
高职院校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教育目标决定了其校园文化的职业性，在整个职业院校技能培养过程中，高职学生对自我发展具有职业性定向，为此，教师和学生始终处于开展职业技能锻炼与职业素质培养中。与此同时，校方进行有目的的校园文化活动组织，帮助学生从活动中得到职业技能和职业素养的锻炼，塑造最基本的职业道德素养，适应就业后的岗位职责。因此，在职业化的教育目标中校园文化自然就具有职业性特点[1]。而这种职业性的选择是基于地域文化特点形成的，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就是基于淮安作为淮扬菜系发源地之一的先天资源，倾力打造烹饪人才，而培养的人才又能服务地方，与地方经济实现共同发展。
（二）提振一方经济的服务性
高职院校具有服务性特征，其服务性特征一方面表现在为所在地区学生培养自身职业素养服务，另一方面表现在为所在地区提供培养优质应用型人才的服务。建设校园文化归根结底是为学生创造具有文化底蕴的学习环境，帮助学生通过活动以及校园氛围提升自我素质，培养职业气息，为就业能够更快速的融入到职业生活中奠定环境基础；培养的人才又能以其高技能高素质服务地方，提升地域文化特色，唱响当地特色文化品牌。
（三）知行合一的实践性
高职院校是为区域应用型企业培养专业人才的摇篮，同时也是培养实践能力的教育机构，因此，高职院校更加注重学生的实践能力与自主创新能力，故而其校园文化具有实践性特点，主要以地方企业为主为学生提供实践平台，帮助学校建立应用型学习环境，锻炼学生的创新思维。
三、校园文化与地域文化协同发展的双赢探索
淮安地域文化在物质层面以及精神层面都具有一定的统一性和特殊性，在将淮安地域文化融入到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中应注重两者的文化对接，从多层次，多角度了解淮安文化的深刻内涵与文化魅力，在校园文化建设的各个方面融入淮安地域文化特色，进行文化渗透，推动校园文化提升地域文化，促进校园文化与区域文化实现良好融合协同发展。
（一）以地域文化融入校园文化
1、学院精神文化建设中融入淮安地域文化高职院校打造学院精神文明建设过程中利用学院所处的地域文化特点，结合高职院校自身的教学理念、办学宗旨，综合设计具有学院特色的校园文化，如校训、校徽以及校歌等等具体文化元素。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校训为“行知共举，德技双馨”，将知识与行为，道德品质与技术能力共同作为学校发展目标，旨在培养学生德才兼备，也是淮安地域文化重视道德建设的重要表现，将校训与校徽中融入淮安地域文化，使学院的历届学生在了解校徽与校训的来源时，了解淮安历史文化，对学校的文化发展与区域文化底蕴有更加深刻的认知。2、物质文化建设中融入淮安地域文化校园文化的物质文化建设，主要是指对校园文化的物质建设，例如校园教学楼的建设、文化墙的建设、雕像的建设以及文化长廊等的建设，以直观的、可见的视觉冲击对学生的产生感力。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紧邻纪念馆，吴承恩故居等历史文化遗产，为开展人文教育提供了便利的物质基础，同时，以为代表的红色文化与西游文化对加强校园文化中民族荣誉感、勇于开拓创新等思想具有教育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对加强学生的爱国思想，启迪学生的创新意识具有促进作用。在开展地域文化融入高职院校的校园文化建设中可以从物质文化建设着手，以直观的物质文化为出发点，激发高职院校学生的文化探究心理，促进文化氛围的养成。3、教科研活动中融入淮安地域文化高职院校的学生来自不同的区域，若想使具有不问文化背景的学生更好的了解地域文化、热爱地域文化，就要求在高职教育过程中，将地域文化融入到校园文化建设中来，以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为例，可以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开展具有地域特色的教学科研活动。第一，选取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教材开设选修课，在学院开展文化选修课，可以系统地帮助学生了解地域文化，是开展校园文化建设的有效途径。第二、利用校园广播、校园杂志等进行区域文化传播，高职院校中大片的零碎时间是进行校园文化传播的最佳时机，通过广播和杂志等较为普遍接受的形式进行地域文化传播能够使学院长期处在文化气息下，进而对校园文化产生潜移默化的文化融入。第三、在学院内组织竞技类的地域文化研究课题，使学生通过系统的实践调查工作，研究地域文化的细节与精神，经过与教师的探讨，与学生的研究，在自我探索中更好的了解其所在的地域文化特色，获取文化的洗礼，对地域文化产生敬仰，进而促进人文素质的提升。4、校园文化活动中体现淮安地域文化高职院校文化活动是校园文化最活跃最快速接受的一种传播方式，其活动内容具有指向性作用，能够对校园文化建设方向进行指引。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在学院开展区域文化特色的主题活动，吸引学生参与到校园文化建设中来，使学生在校园活动中了解地域文化，并在地域文化的基础上开展校园活动，例如：淮海剧的欣赏、历史遗址的参观、名人故居的研究，以此来建设具有淮安地域文化特色的校园文化，除此之外，依托区域文化资源打造校园特色品牌，结合产业需要与高职院校的职业技能培养需要，开展具有学院文化建设的自主活动品牌，促进学生的专业技能与校园文化的融合。
（二）以校园文化提振地域文化
高职校园文化是属于地域文化的内在有机组成部分，是地域文化发展水平高低的指示器。作为地域文化的精髓，高职校园文化在传承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的同时，为地域文化注入优秀文明的基因，对地域文化建设起着十分重要的引领推动作用。这种作用主要通过学校直接培养的高素质高技能型人才和间接的教学科研和社会化服务等精神引领辐射等功能来影响地域经济和文化发展。1、以高素质人才推动地域发展为打造德技双馨的高素质高级技能型人才，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致力于与企业文化有机融合，增强学生实践动手能力。学校以多种与企业合作联合培养的方式，如订单式、学徒式、厂中校、校中厂等方法，使学生不仅能近距离感受地方企业文化，还能在工学交替过程中有效提升动手能力；以行业竞赛为抓手，刻苦练习，着力提高学生创新能力和实践动手能力，这些行之有效的培养方法使我院学生能够有较强的理论转化能力，动手能力强，学生毕业很快适应和融入地方企业，有许多学生至今已成为地方企业中的支柱骨干，有效推动了地方经济发展。2、以社会化服务提振地域发展高职院校在培养高素质高技能人才的同时，以自身具有的教学科研人才与知识优势向社会提供直接的服务，是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途径。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作为江苏省内和全国唯一的以食品为特色的高职院校，是全国菜系之一的淮扬菜烹饪基地，还是美酒佳酿——今世缘酿酒学院，依托学院的科技优势，我院积极组织制定淮扬菜国家标准建设、推广一年一度淮扬美食节、推介一带一路美食活动、为国内外学生、地方企业和社区群众进行膳食培训、营养宣传等，不仅提升了学院知名度，而且将淮扬美食推广到世界各地，极大提高了地域知名度，带动了地方发展。结语：高职院校的教育宗旨是培养一线技能型人才，其毕业生适应生产建设、服务管理，奋战在区域的第一线。因此，高职院校要与区域文化以及企业文化对接，以特色的淮安地域文化优秀思想发展校园文化，同时以蕴含科技服务实践精神的校园文化提振淮安地域文化，实现校园文化和地域文化的协同发展。
参考文献
[1]蔡婧.新时期高职院校德育工作机制优化研究[J].山东大学，2015(22):15-16.
[2]张玲，侯炜征.职院校传承和弘扬地域文化的系统设计与研究.职教论坛[J].2016(8):13-14.
地域文化研究篇4
关键词：文化地域；道家精神
九十年代以来，学界对沈从文的研究可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第一，沈从文作品中体现出的文化特征。其中，既包含其作品中体现出来的地域文化特征，又包含其中所渗透出的道家艺术精神。杨义《沈从文的“凤凰情结”及其小说的文化特质》，杨瑞仁《凤凰之“仙”与凤凰之“龙”——谈凤凰县土家诗人田星六与苗族作家沈从文》和陈国恩《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与道家艺术精神》等文章都阐述了沈从文作品中独特的文化特征。
“文化”一词的外延十分丰富，针对沈从文的文化研究也十分宽泛，包含了沈从文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地域文化特征（既有苗族文化本身的文化特质，又包括苗汉杂居状况下展现出的文化的丰富性）和作者自身及其作品中人物自觉不自觉的所体现出来的道家艺术精神。
“凤凰情结”是沈从文创作的显著特征，也最能说明其独特的文化内涵。杨义《沈从文的“凤凰情结”及其小说的文化特质》一文中强调了沈从文的“凤凰情结”这一文化意蕴。所谓“凤凰情结”，“一是指地理意义上的凤凰的放大，放大到湘西的民俗、山川风物，二是精神文化上的凤凰的放大，放大到楚文化的图腾崇拜、精神信仰。[1]”文章以《龙朱》为例，阐述了作品中独特的苗族文化因子以及在长期的苗汉杂居中，汉文化对苗文化的影响与渗透。《龙朱》具有一种神话氛围，但却又不完全脱离人间性，作者将白耳族苗人族长的儿子龙朱塑造成了“兽中之狮”，是对唱情歌的圣手。反映了苗族人唱歌求偶的独特方式，极具地方文化特色。但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在苗族的传统中，唱歌求偶以“四月八”为最盛，可作品中为我们描述的欢歌盛事却是中秋节，这无疑渗透了一些汉文化因子。因此，对“凤凰情结”的理解不易过于狭隘，杨义先生所指的地理意义上的凤凰情结不仅仅是指纯粹的湘西民俗或者苗族文化，更多的应该是指以湘西山川风物、民风民俗为主的苗族风情。“凤凰情结”更深一层的含义在于其精神文化特征。楚文化源远流长，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屈原作品中展现出来的带着美丽的忧愁、幽思陈郁的特点。因此，杨义先生认为“沈从文的小说比起废名作品中陶渊明式的闲适冲淡来，多了几分屈原《九歌》式的凄艳幽渺，其源盖出自他与楚文化的深刻的精神联系。[2]”另外，在图腾崇拜上和精神信仰上，沈从文也有自己独到的认识。在他看来，龙作为汉人的图腾，代表的是封建权威，而凤不然，人们对凤的应用更自由，它更亲近群众。
沈从文的创作地域文化特征浓重，他笔下的自然美丽而纯净，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亦如自然般清纯、善良。一些研究者便试图从“天人合一”的道家思想来解读沈从文的作品。其中，陈国恩《沈从文的湘西小说和道家艺术精神》比较具有代表性。文章认为，《边城》、《长河》、《三三》等篇什为我们展现了造化所具有的那份素朴的景观，正所谓钟灵毓秀，沈从文也极力塑造了具有人间性的、但现实中却又不太可能存在的生命形态，这其中就蕴含着天人合一的道家思想。同时，陈国恩指出，这种“天人合一”永远只能是一种理想，他看到了在优雅的牧歌下还隐含着一丝悲凉，认为沈从文的作品在抒情的笔调下暗含了悲剧性因素，使悲哀化成了淡淡的哀愁和忧郁。且不论这其中是否与道家精神相吻合，但就其对沈从文作品特点的评价我是非常认同的。在他的作品中，我们能够读出他的确想要极力留住湘西人的纯粹、善良等一切美好的天性，这是湘西这片净土赋予这里人们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但他同样意识到，这里除了翠翠、夭夭、三三，也出现了顺顺这样一类人，他清楚地知道湘西最终还是不可能躲避商业化的浸染，不会永远保存那份纯粹。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很少能看到喜剧性的完美结局，作品中的人物也或多或少带有悲剧因素（比如《豹子·媚金与那羊》的凄惨结局；单纯、善良的翠翠也只能与年迈的爷爷相依为伴，最终在无尽的等待中度日）。陈国恩先生认为沈从文笔下的这种阴差阳错、造化弄人的情境与道家的命运观有相似性。除此之外，他还从沈从文的艺术观中三个重要的范畴“童心”、“生命”和“神性”中阐述了沈从文的道家观点。他认为，沈从文推重童心的纯真，珍视生命的价值，认为“神即自然”，他的伦理观和审美趣味上这种回归自然、崇尚浑朴的倾向，就是他的创作浸透了道家艺术精神的重要表现。三个范畴分析得出，在沈从文的文学世界里这三个范畴原来都指向“自然”。但是，在论证生命的价值时候，陈国恩认为“生命是美丽的”“是凭生命自身的价值使萧萧免于被沉潭”，[1]但我却认为，萧萧不被沉潭并非出于对生命的敬畏而只是因为她生了男孩，这一现象的背后隐含的是文化的陋习。需要指出的是，陈国恩先生并不认为这些道家观点是沈从文刻意研习所得，而是受大自然熏陶，自然而然形成的独特的气质禀赋。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何尝不是一种“天人合一”的道家艺术精神。
除了文化地域特征研究外，沈从文研究的角度还有很多，比如平行研究，现代性研究等，尤其是随着西方文学理论的深入传播，一些学者试图用更新的理论、更独特的视角去解读作家作品的做法是值得学习与借鉴的。多角度地解读是可以的，更是十分必要的，但无论采取何种解读方式都一定要基于作家创作本身，更要把握其创作的基调，并将创作还原到特定的历史时期，力求出新却不牵强，这样所得出的结论才是更具价值，也更趋于最本真的认识。
参考文献：
[1]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M]（修订本）.岳麓书社2006年4月第1版.
地域文化研究篇5
【关键词】媒介融合；地域文化；草原文化；传播力
引言
随着社会的进步与科技的发展，媒体形态的边界逐渐消融，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之间已从单纯形态逐渐走入全方位、深层次的融合，实现了不同媒体形态的内容融合、传播渠道融合和媒体终端融合①。媒介的发展带来了新时代地域文化传播的新挑战与新机遇。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依托草原地域形成的一种具有鲜明特色、丰富内涵以及广泛影响力的文化形态，其传播内聚民族文脉及文化特性，外显地域文化形象和文化发展的方略措施，已经成为内蒙古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和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媒介融合时代的内蒙古草原文化传播，其传播形式、内容、渠道、功能层面均在不断发生着变化与融合，因此，通过对当下传播各因素之间作用机制的厘清，能够合理协调多元媒介关系，开阔传播视角，深化传播内容，增强传播效果，进而助力地域文化传播，挖掘地域及民族文化力量，对促进文化整合、促成文化增殖、形成文化积淀具有重要意义②。
1媒介载体的内核驱动
地域文化传播中，媒介成为传播的重要载体，是文化信息传播的渠道，也是文化信息传播的助推器，成为地域文化传播的发动机和主力军。媒介的“态度—行为—理念”构成地域文化传播的内核驱动系统，是地域文化传播的核心动力。首先，媒介传播态度是地域文化传播活动的前置因素，直接关系着传播中对于特定文化信息的选择，也直接影响着文化传播行为。调研中发现，如果媒介传播态度被动，其对于草原文化传播的内容与行为就会受到客体质疑。如果媒介态度包含更多的主动性和客观性，且“态度—行为”是具有强一致性的，此时就能够引导传播行为的有力展开，进行草原文化传播。其次，媒介的传播行为是传播活动的关键因素，可以促进传播内容的丰富化，传播手段的多样化，传播方式的特色化以及传播渠道的多元化，可以提升传播行为的强度。且长期的传播实践行为，使草原文化与其他文化在碰撞中形成文化融合。再次，传播行为的积累促使新的传播理念产生，媒介在传播活动中责任感强，对传播利益的认知度强可以促使更新媒介的传播态度，促进草原文化的增殖，如此形成草原文化传播活动的循环与纵深发展。因此，媒介作为地域文化传播的内核驱动系统，应充分利用媒介融合的优势，秉持多视角选择传播信息，坚持多渠道更新传播途径，形成多方向创新传播理念，以提升地域文化的传播力。应以地域文化为依托，增强本区域及民族的凝聚力，要让跨区域与民族的受众感受到该地域文化的吸引力，媒介的传播不仅仅是实现“印象”的传播，更需要的是真正客观的阐释地域文化的价值与内涵。从媒介融合角度，不同的传播载体既应保持自身特色，又应加大协同合作。地域文化传播既可以大量借助主流媒体的宣传，例如地方卫视的选秀节目等，也可以借助网络时代的新技术手段，还可以通过各种小众媒介的参与丰富传播渠道，在多元整合的基础之上坚持横纵向交叉传播。同时，任何媒介在地域文化传播中都承担着与自身相符的责任，通过创新传播理念，更加具有责任感及更加多元化的传播行为推广地域文化精神。
2文化情景的环境助推
传播过程中，传播内容的选择受传播主体的支配，而传播主体对于传播信息的选择既受到其态度、立场、层次等主观意识的支配，也受到文化情景的深度影响。文化情景包含着文化环境的认知、文化意义的认知以及文化映像的感知，极大地影响着地域文化传播的广度和深度。地域文化传播离不开经济与政策的驱动，故传播主体日益多元化。这些主体对于传播的文化信息内容的选择决定着地域文化传播的导向，成为地域文化传播活动的重要前提。草原文化传播过程中，文化情景是传播主体对于传播内容选择与编码的重要环境助推，文化情景的影响力越强，传播主体对于传播内容的选择与编码的主观性越弱，信息与信息传递越客观真实；反之，文化情景的影响力越弱，传播主体的主观性越强，信息与信息传递越容易形成主观臆断。同时，文化情景还会影响传播主体对传播动机的修正，在强文化情景影响下，主体的传播动机明确，有助于内容的有效择取与准确编码，提升传播效果，在弱文化情景影响下，传播主体动机模糊，内容选择与编码分散，影响地域文化传播。因此，地域文化传播中应注意文化情景的助推作用，在当今的文化格局下，继承和保存地域文化的独特性和精神性，要考虑如何包含能为各地区、各民族受众所能接受和理解的普遍价值，也要考虑地域文化的独特性，考虑社会时代背景下地域文化的发展，在传统继承与现代转型的基础上组织传播讯息。同时，地域文化传播要充分利用媒介融合的优势，在传播主体中充分释放不同层级的活力，通过体系层面与个体层面的衔接和融合，集众家之长，以多层互动的形式和均衡的布局形成地域文化传播的多向创新，通过多种新的传播方式深入文化情景，保护文化基因，传承文化精神，在继承与传播中实现文化整合与增殖，打造内聚文脉特征、外显区域形象与发展的地域文化。
3公众认知的群体动力
地域文化研究篇6
代以来,学界对沈从文的研究可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第一,沈从文作品中体现出的文化特征。其中,既包含其作品中体现出来的地域文化特征,又包含其中所渗透出的道家艺术精神。杨义《沈从文的“凤凰情结”及其小说的文化特质》,杨瑞仁《凤凰之“仙”与凤凰之“龙”——谈凤凰县土家诗人田星六与苗族作家沈从文》和陈国恩《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与道家艺术精神》等文章都阐述了沈从文作品中独特的文化特征。
“文化”一词的外延十分丰富,针对沈从文的文化研究也十分宽泛,包含了沈从文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地域文化特征(既有苗族文化本身的文化特质,又包括苗汉杂居状况下展现出的文化的丰富性)和作者自身及其作品中人物自觉不自觉的所体现出来的道家艺术精神。
“凤凰情结”是沈从文创作的显着特征,也最能说明其独特的文化内涵。杨义《沈从文的“凤凰情结”及其小说的文化特质》一文中强调了沈从文的“凤凰情结”这一文化意蕴。所谓“凤凰情结”,“一是指地理意义上的凤凰的放大,放大到湘西的民俗、山川风物,二是精神文化上的凤凰的放大,放大到楚文化的图腾崇拜、精神信仰。”[1]文章以《龙朱》为例,阐述了作品中独特的苗族文化因子以及在长期的苗汉杂居中,汉文化对苗文化的影响与渗透。《龙朱》具有一种神话氛围,但却又不完全脱离人间性,作者将白耳族苗人族长的儿子龙朱塑造成了“兽中之狮”,是对唱情歌的圣手。反映了苗族人唱歌求偶的独特方式,极具地方文化特色。但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在苗族的传统中,唱歌求偶以“四月八”为最盛,可作品中为我们描述的欢歌盛事却是中秋节,这无疑渗透了一些汉文化因子。因此,对“凤凰情结”的理解不易过于狭隘,杨义先生所指的地理意义上的凤凰情结不仅仅是指纯粹的湘西民俗或者苗族文化,更多的应该是指以湘西山川风物、民风民俗为主的苗族风情。“凤凰情结”更深一层的含义在于其精神文化特征。楚文化源远流长,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屈原作品中展现出来的带着美丽的忧愁、幽思陈郁的特点。因此,杨义先生认为“沈从文的小说比起废名作品中陶渊明式的闲适冲淡来,多了几分屈原《九歌》式的凄艳幽渺,其源盖出自他与楚文化的深刻的精神联系。”[2]另外,在图腾崇拜上和精神信仰上,沈从文也有自己独到的认识。在他看来,龙作为汉人的图腾,代表的是封建权威,而凤不然,人们对凤的应用更自由,它更亲近群众。
沈从文的创作地域文化特征浓重,他笔下的自然美丽而纯净,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亦如自然般清纯、善良。一些研究者便试图从“天人合一”的道家思想来解读沈从文的作品。其中,陈国恩《沈从文的湘西小说和道家艺术精神》比较具有代表性。文章认为,《边城》、《长河》、《三三》等篇什为我们展现了造化所具有的那份素朴的景观,正所谓钟灵毓秀,沈从文也极力塑造了具有人间性的、但现实中却又不太可能存在的生命形态,这其中就蕴含着天人合一的道家思想。同时,陈国恩指出,这种“天人合一”永远只能是一种理想,他看到了在优雅的牧歌下还隐含着一丝悲凉,认为沈从文的作品在抒情的笔调下暗含了悲剧性因素,使悲哀化成了淡淡的哀愁和忧郁。且不论这其中是否与道家精神相吻合,但就其对沈从文作品特点的评价我是非常认同的。在他的作品中,我们能够读出他的确想要极力留住湘西人的纯粹、善良等一切美好的天性,这是湘西这片净土赋予这里人们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但他同样意识到,这里除了翠翠、夭夭、三三,也出现了顺顺这样一类人,他清楚地知道湘西最终还是不可能躲避商业化的浸染,不会永远保存那份纯粹。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很少能看到喜剧性的完美结局,作品中的人物也或多或少带有悲剧因素(比如《豹子·媚金与那羊》的凄惨结局;单纯、善良的翠翠也只能与年迈的爷爷相依为伴,最终在无尽的等待中度日)。陈国恩先生认为沈从文笔下的这种阴差阳错、造化弄人的情境与道家的命运观有相似性。除此之外,他还从沈从文的艺术观中三个重要的范畴“童心”、“生命”和“神性”中阐述了沈从文的道家观点。他认为,沈从文推重童心的纯真,珍视生命的价值,认为“神即自然”,他的伦理观和审美趣味上这种回归自然、崇尚浑朴的倾向,就是他的创作浸透了道家艺术精神的重要表现。三个范畴分析得出,在沈从文的文学世界里这三个范畴原来都指向“自然”。但是,在论证生命的价值时候,陈国恩认为“生命是美丽的”“是凭生命自身的价值使萧萧免于被沉潭”,[1]但我却认为,萧萧不被沉潭并非出于对生命的敬畏而只是因为她生了男孩,这一现象的背后隐含的是文化的陋习。需要指出的是,陈国恩先生并不认为这些道家观点是沈从文刻意研习所得,而是受大自然熏陶,自然而然形成的独特的气质禀赋。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何尝不是一种“天人合一”的道家艺术精神。
除了文化地域特征研究外,沈从文研究的角度还有很多,比如平行研究,现代性研究等,尤其是随着西方文学理论的深入传播,一些学者试图用更新的理论、更独特的视角去解读作家作品的做法是值得学习与借鉴的。多角度地解读是可以的,更是十分必要的,但无论采取何种解读方式都一定要基于作家创作本身,更要把握其创作的基调,并将创作还原到特定的历史时期,力求出新却不牵强,这样所得出的结论才是更具价值,也更趋于最本真的认识。
参考文献:
[1]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M](修订本).岳麓书社2006年4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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